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教师，我站在这里，心里实际上有点发虚，主要是怕自己一万个词儿，写不出来能打动大家。但这事儿得干，确实不中。
既然要转正了，就干脆就咱们平时上课、备课、研讨的时候，把那些虚头巴脑的官话放一边，实实在在聊聊自己的那点事儿。 当初申请的时候，我也琢磨过不少，认定张罗上培养我如此长，肯定是有缘由的。回想这半年，我最明显的感受就是“变化”这两个字。
那会儿我还总认定教学就是教案填满了就是期末，学生背了就行。
可是自从那篇《基于情境的认知冲突教学法》在教研组里推广，我就彻底懵了。我发现，光教知识那不叫本事，得教“如何学”。
那会儿我在讲大班额课时，一直一边看 PPT 一边讲，孩子们听得像看录像带，我问得他们也点头，心里却关上了窗。
后来我试着把那些枯燥的理论变成一个个鲜活的故事，把抽象的知识点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场景。 记得那周公开课，我预备得特别细，可是上到了中段，那几个基础薄弱的孩子又启动摸鱼了，我就急得满头大汗。
当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，不如就按我自己在网络上看到的“分角色演绎法”来试试？对，就是那个把课堂变成剧场的法子。我把全班分成了“侦查组”、“情报组”和“执行组”，让孩子们自己当线索搜集者，自己当侦探。
那一刻，教室里原本死气沉沉的气氛突然活了，孩子们的眼里有了光。下课铃一响，我带头鼓掌，下面的人也跟着起哄。结局那个平时一直爱凑繁华的孩子，咕咚咕咚背起了我的“侦察日志”，还主动把刚刚那个藏了一节课的数学题，用那种老练的语调给我讲了一遍。
那一刻我才知道，原来教育不仅是传授，更是点燃。
这比我在案头改教案那一下，要实在多了。 在教研方面，我也没少折腾。
有时候看着那帮年轻老师对着 PPT 抠细节，认定挺没劲的，索性就把他们拉到办公室，让他们去查那些国外的出色案例，要么去听那些老专家那种“把日子过明白了”的讲课。我后来发现，有时候比讲得花哨更关键，是讲清楚了其中的逻辑。
比如之前我们搞“双减”政策下的作业改革，我就牵头张罗了一次“真刀真枪”的实战演练。我们就不讲大道理，就是让学生自己设计作业，然后让他们去执行。最终推选出来的作业，有的学生能自己做完，有的学生能带动同学一起做。
这一整套流程下来，我再回头看自己写的教研心得，早就少了一半的套话。
我心想，既然工作干得如此扎实，那再请张罗上把关，是不是多一分自信，多一分底气？ 自然，我也没漠视自己作为党员的责任。平时备课，我总想着能不能把那些复杂的知识点拆解得好办点，让家长也能看懂；听课，我不光是看学生听懂没，那得看学生有没有学到东西。为了这点事儿，我特意去听了那几位名师的课，他们那种“把知识嚼碎了、吐出来”的劲儿，我琢磨着，下次要是再遇到难题，就学学人家如何把难事儿变好办。
有时候我反思自己，别看教案写得挺满，有时候确实有点“自嗨”，光顾着讲我的教学理念，光顾着谈理论，忽略了那些坐在后面的孩子，就连有时候忽略了身边的同事。 上个月，学校张罗了一次全校性的“党员亮身份、承诺践诺”活动，我就把自己组里的情况拿出来晒晒。我发现，咱们组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教语文，一个教数学，他们平时都是“一对一”帮忙辅导，可那帮学生成绩提得飞快。我就特意在群里发了一条动态，说：“这次咱们组里的‘双师’模式，就是个好东西。”别看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建议，我总认定，咱们党员教师的功能，不就在于这种实实在在的“双师”效应吗？ 说实话，转正这事儿，没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壮举，更多的是那些藏在教案里的细节，藏在课堂上的瞬间，藏在咱们日常互动里的关怀。
有时候半夜回家，看到学生写在便签上的鼓励字，心里暖烘烘的；有时候看到同事在研讨会上为了一个概念争得面红耳赤，最终居然还带着笑，我认定特别有力量。
这种力量，比那些写在 PPT 上的高大上词汇，要让人信服多了。 故此，我郑重向张罗提出申请：恳请批准我转正。
要是批准了，我就像个“新兵”一样，赶明儿肯定还得接着挑大梁，持续干那些没意思、但真正能让孩子快乐的事儿。
要是没批准，我也绝不认输，认定自己肯定还有没干好的地方，赶明儿还得接着学，接着干。 最终，我想跟张罗承诺，赶明儿不管是大课还是小班，不管是不是节假日，我都得守得住那方阵地，守得住那份初心。咱们不整那些花架子，就扎扎实实地把教好、把爱教下去。 我知道，转正审批只是启动，后面的路还长。但我已经做好了预备，哪怕再苦再累，哪怕再无人知道，我也绝不认命。
我想咱们一起把那些“小事件”做成“大风景”，把那些“凡人小事”写进教育史册里。 这周有个教研会，我特意提前把教案投进大屏幕，大家先随意看看。我知道，这就是咱们预备转正的“预演”。请大家多提意见，我也预备着，去听听别的老师是如何想的。咱们就图个痛快，把那个“转正”的事儿，让它变得真、有血有肉，让咱们都去看看，啥是真正的教育。 谢谢大家！